謝啟大老師的一篇文章


收到謝啟大老師的一篇文章。文中有關高新武先生的故事比訪問時說的更詳細。這是一個充滿愛心,有智慧又擇善固執的人的故事。高先生對中華民族在關鍵時刻做出的貢獻,是每一位老中都該知道的。

– 史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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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念  高新武先生        謝啟大

前言:民國九十九年(西元二0一0年)五月三日高新武先生辭世,年僅六十一歲。他是我最尊敬、最佩服的老師;也是改變我生命的師長。謹以此文寫出我所認識高先生的部份點滴。永誌追念;並對他表達我最深的感激與永遠的懷念。

高先生走了,這麼一個充滿堅強意志,不死精神的勇者,你永遠不會相信任何力量能夠左右他,居然任由生命從他體內逐漸抽走。至今我還是不能相信:這會是一個事實?!

結識高先生是在三十年前,民國六十九年,司法官訓練所第十八期培訓中。看到他的第一面就感覺他

好面熟,雖然我知道這之前我們不可能認識。接著課堂中高先生與某位講座的對話,讓全場一百零三位學員大驚,高先生提出來的論點明顯比司法前輩的講座高一個層次。從此下課後很多同學都喜歡圍在高先生身邊,聽他開講。還記得高先生曾說過:“司法多年來只在拍蒼蠅,不敢打老虎。我們日後要打老虎。”到了實習階段,我與幾位同學爭取與高先生同在新竹法院、檢察署實習半年,目的就是希望從他身上學習到指導法官、指導檢察官教不出的那種司法理想與精神。

後來從高先生口中得知:他 因為在服兵役時期,親眼見到營中一名士官因為酒醉搭乘計程車,與計程車司機起了衝突,下車未付計程車費。此事最後軍法以搶劫罪判處死刑。高先生當時只是司 令官身邊的一名士兵,雖代為據理力爭,仍然沒有搶下這條命。他目睹軍中對待那些無錢無勢的軍人,在軍事審判中的不公不義,才立下志願選擇退役後進入法律系 就讀,希望日後能幫助司法中無助的人。

因 此當高先生帶領我進入立法院,他給我的第一道修法指令就是;“修改陸海空軍刑法、軍事審判法中不合理處”。我直到當到第三屆,在第八、九年立委任內,才有 機緣亦才具備實力,得以撼動國防部提出的軍事審判法及陸海空軍刑法修正版本。面對當時的國防部長唐飛一再的與我情商,我還是堅定不搖的在軍事審判法中加入:“軍法判處死刑、無期徒刑者,應依職權將全案移送司法機關複審;判處有期徒刑者,經當事人聲請,應將全案移送司法機關複審”。使軍法審判不再是黑幕。

陸 海空軍刑法為民國十八年,相當軍閥時期所制定的法律,沿用至今,時空背景已有極大改變,規定顯然已極不合理,刑度太重,且規定有四十四個唯一死刑罪。國防 部於民國九十年提到立法院的修正案版本,仍相當保守,並留下二十二個唯一死刑罪,在立院二讀中,為我擋下。因為高先生的一再叮嚀,雖然當時正面臨立法委員 換屆改選,新黨因為親民黨的壓縮,情勢相當危急,我與高先生必須南下高雄參選。但在高先生催促下,我仍然必須隨時趕回台北,在立法院會議室,陪同軍方及國 內刑法界專家學者展開十數次場研討,完成軍刑法修正版本。最終依照現行軍事形勢,從新訂立各種軍中犯罪型態及處罰,並將唯一死刑罪降為二個,且限制戰時使 用。

還來才知道:當九十年十月二日陸海空軍刑法新法施行時,當時就救下十數個待槍決的人命。我能在離開立法院前(當年立委選舉,除金門地區,新黨全軍覆沒),成功完成高先先交下的修法指令,雖然落選,但也無憾。當然這件功德應當記在高新武先生名下。

民 國七十一年,我們十八期剛離開司法官訓練所,尚屬剛踏入司法界的候補法官、候補檢察官。高先生在桃園地檢署任候補檢察官,因為接到一封被虐雛妓的求救信, 他查知當時桃園地區色情業黑道與當地檢警白道掛鉤極深。於是未驚動當地警察,悄悄調來外地警察,連夜帶領外地警察掃蕩桃園風化區長美巷。當晚救出不少雛 妓,也抓到人口販子、老鴇等多人,經連夜偵訊。但當夜深,高先生返回休息後,居然所有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,及已製作完成的筆錄均消失不見。只有其中二位少 年犯,由少年法庭法官諭令收容在少年觀護所中,這些與黑道掛勾的白道無法將其釋放。可是,當高先生訊問這二名少年犯時,檢方高官卻以違法辦案,扣上罪名, 準備將辦案的高檢察官移送法辦。據知,當時移辦高檢察官的起訴書已經完成。幸好當時媒體極為支持他(聯合報高遠流記者,就是這個時期高先生交到的朋友);應當是得著上天支持,居然一位桃園色情界大姐大的記事本遺失,上面記滿與之往來的白道高官資料,被一位熱心人士撿到將它交給高檢察官,因為這本記事本使高先生有了與白道抗衡的籌碼。他告訴我:“最後某位司法高官(姑隱其名姓)低聲下氣請他配合,要求他同意;調離桃園;同意記個小過;給法務部一個面子”。這就是當時司法界的寫照。

高先生因此調到新竹地檢署任職,我也調到新竹法院任職,兩家同住司法新村為鄰居。

長美巷經驗,使高先生認識到在司法界要真正獨立打老虎不易,必須團隊作戰。因為高檢察官法學造詣極高,辦案能力極強(但法務部、地檢署自此不敢讓他辦重大案件),又具有人格魅力。新竹地區的司法工作者,許多檢察官、法官、調查員及警察均尊他為老師,向他請益學習。高檢察官亦毫不令吝惜的將許多經驗傳承給願意學習的檢、警、調同仁。受到他的影響,新竹地區司法界逐漸清明。

高先生常拿這個事件教育我們:大家樂、六合彩盛行時,經國先生要求行政機關必需遏阻歪風,法務部乃配合下令要求:“所有地檢署檢察官受理警方移送的賭博罪組頭,必須一律收押”。但高檢察官深知:案 情不同,罪責不一,一律收押極不合理;更何況警方抓到移送的嫌犯大多是小組頭,屬賺取小利的市井小民,而賺暴利的大組頭往往很難繩之以法。如不分情況一律 依此命令執行收押,一定哀鴻遍野,產生民怨。因此當法務部要求全國地檢署依此命令執行當天,高檢察官主動要求負責當天新竹地檢署內勤業務。他一如既往,依 照不同情況分別處理警方移送的賭博罪組頭,不肯照單全數收押。因為他的帶領,新竹地檢署其他檢察官亦群起仿效,不依不合理的命令執行。這在當時,幾乎是無人敢做的事,他成功的辦到了。

高先生常指出我國司法太注重文書作業,而忽略應以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為主要目標。他常說:“我國司法人員大部份時間、精力都花費在寫作司法文書(判決書、起訴書、不起訴處分書)上,而鮮少把時間花在用心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上”。高檢察官對每一個案件,不分大小,總要把事情徹底了解、幫助當事人解決糾紛才罷休。但事情解決,當事人高高興興回去了,他卻還需要書寫不起訴處分書才算結案。這也是雖然法務部對外喜歡用“未結案太多”非議高檢察官(他僅不願浪費時間寫無用的不起訴處分書);但當事人及地區民眾卻對他有極高評價的原因。

高先生一進入司法界就常思索應當如何建構一個合理的司法制度?如何解決當前司法產生的問題?他最詬病:“司法為解決人力不足問題,每年讓剛踏入司法界,毫無經驗的年輕司法官由辦案件中學習經驗。這是拿人民開玩笑,更是司法亂源起因”。他以自己作例子,批評自己當年剛出道,還是涉世未深的“毛孩子”,就必需斷人生死,現在思之,尚毛骨悚然。所以他對如何重新建構司法人員合理的養成、培育過

程,看得非常重要。

因為高先生叮嚀,我在立法院第八年,幫助司法院把擱置的《法院組織法修正案》以個人提案方式,二十三天完成三讀程序,挽回司法院增設法官助理的預算(也趁此機會為法務部增設檢察事務官)。我對司法院翁岳生院長提出要求:“司 法院既已增設百名法官助理,緩解法官工作壓力。現在必須落實候補制度:剛離訓練所法官,不可直接辦案;需先到高院作助理法官,跟隨資深法官學習辦案”。非 常遺憾,司法院沒有這個遠見,僅勉強應付我一年,當我離開立法院,這個計畫自然終止。面對沒能完成這件改革工作,我對高先生有極大的抱歉與遺憾!

我實在無法理解:我們社會不可能聽由醫界,讓毫無經驗的實習醫師在我們身上主刀動手術;但卻容忍司法界,一再將我們攸關生死的司法案件,交到剛出道毫無經驗的法官、檢察官手中。這是何等輕忽的行為?但是這個現象仍然繼續發生中。

“吳蘇案”是高檢察官辭職離開司法界前,用心為司法後進留下來的典範;也是高檢察官為我國司法豎立的里程碑。他讓後輩看到成功的榜樣。

高檢察官很早就體察到:國內司法界不可能容得下真心改革者,留在這個體制內已不可能有所作為,因此他多次提出辭呈,但都被後來上任,敦厚、溫和的法務部施啟揚部長慰留阻擋下來。當蕭天讚部長上台,高檢察官辭職已無阻力,他決定先為司法做出一個貢獻再走。

適時,新就任的司法院林洋港院長非司法界出身,不熟悉內情。司法院高官藉機別有用心安插自己人進入官僚體制,形成共犯結構。在司法界素有不良風評的法官 吳天惠,就此接掌主管司法風紀的第四廳廳長(相當部長級官員)。吳天惠與配偶律師蘇剛利用此身分,由蘇剛出面接辦案件,以能幫忙向司法官關說為藉口,收取 委託人鉅額費用。

適巧新竹地區一件違法變更地目貪瀆案件,蘇剛接受涉案當事人委託後,一再透過吳天惠以廳長身份打電話給承辦檢察官、法官,造成承辦者困擾。這在辦案風氣 清明的新竹院檢間已成為彼此間打趣的笑話。有一天,蘇剛為要求陳松棟檢察官不要上訴,強迫要求到司法宿舍見面,當時邱太三檢察官還取笑陳檢察官:“你可以 改善生活了!”。

陳松棟事後生氣的向高新武檢察官說出:當蘇剛被拒絕後,還態度輕浮的拍拍皮包,稱“我不相信國內還有不要錢的檢察官”。高檢察官拍案而起,說道:“這個案子辦定了”。“吳蘇案”因此而起。

高檢察官先向檢察長報告此事,但由法務部、司法院轉下來的指示,卻是“不要讓這些基層檢察官胡來”, 這使厚道的劉檢察長非常為難。為不連累長官,在劉檢察長尚未下達交出案件的命令前,高檢察官連夜帶領調查局肅貪組組長黃宋呈、調查員林芳婷、李歙明到吳廳 長家門外等候。早上當吳天惠步出家門,要去司法院開司法節慶祝大會時,出示拘捕令,將吳天惠、蘇剛夫妻帶回新竹地區,先在派出所訊問,完成立案程序。當天 恰巧是七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司法節。

偵訊行動為自立報記者王元培無意間碰到,他無私的通知其他二大晚報(聯晚、中晚)記者林家琛、何高祿。當天下午三大晚報同步刊出此新聞,司法界再也無法壓下此案。

此後四個月辦案過程高潮迭起、險象環生,危險全來自司法高層。新竹地檢署全體檢察官(除檢察長及一位主任檢察官外)站出來表態:“反對法務部要高檢察官 交出此案的命令,支持高檢察官繼續偵辦此案”;新竹地院法官多人也站出聲援高檢察官。在國內與論強大壓力下,法務部不得已勉強同意:組成含高檢察官在內的 三人偵查小組,完成該案的偵查起訴工作。

該案起訴進入新竹地院一審時,司法院玩了一個花樣,肅貪庭三位審判法官中,二位是司法院能掌控者。一審判決最後是:“蘇剛有罪、吳天惠無罪”(但,行賄當天是吳天惠開車載蘇剛到新竹司法宿舍送行賄款,吳不可能委稱不知情)。接著,法務部準備以高檢察官違法越區拘提為由,展開對他的整肅。

身為司法人員的我們,面對明顯不公不義的判決,在未確定前,依法不能評斷,我們以辭職行動表達抗議。支持 高檢察官的新竹地院四位法官袁崇楨、林敏澤、孫天麒及我首先辭職;邱太三檢察官隨即亦辭職抗議;接著三位隨同高檢察官辦案的調查局調查員亦提出辭呈。在社 會與論全面肯定支持下,法務部、司法院整肅行動無法展開。他們則以抹黑、醜化方式,扭曲高檢察官辦案動機。但,高檢察官及帶頭支持的司法人員均已在新竹地 區任職六、七年,在民間早有公評。記得當時有位新竹地區律師出面宣稱:“只有新竹地區檢察官、法官有資格做這件事;因為他們辦案認真、行事清廉”。

事後回想“吳蘇案”進行過程中,直覺有上天在帶領、護佑。辦“吳蘇案”前,社會大學董事長呂學海已邀請高檢察官到社會大學演講,時間數月前排定。但在與司法院衝突達到最高點時,就是高檢察官演講日。當天容納千人的演講會場湧入數萬人。高檢察官步上講台前,我看到他沉思十數分鐘,定下當晚演講主題:“俟河之清”。

因 為,當此改革浪潮掀起時,政治界亦出現暗潮,高檢察官察覺已有政治領導人想藉此事件排除政治異己。高先生不希望自己掀起的司法改革運動被政治利用,他在當 晚演講中直陳司法弊病,但卻對司法院林洋港院長作出善意的籲請,希望他帶領司法改革。雖然這個希望最終落空,但卻成功的避免戰火波及。

最後除了袁法官、我及三位調查員接受慰留(袁法官後來被司法院評鑑為最優秀法官), 高檢察官及其他辭職者均堅定的離去。高檢察官在離職前,接受三所大學學生會邀請到校園向學生演講。每場聽講學生均逾萬人。高檢察官向他們呼籲,希望他們將 來能立志匡正社會。三場演講結束,他宣布不再演講。我驚訝的問道:“改革尚未成功,豈可放棄?”他答道:“我已經在這些年輕人心中播下種子,等他們步入社會、進入司法圈,站定腳步。六、七年後,下一波的改革會由他們帶起。”

果如其然,六年後,八十三年,台中地檢署朱朝亮、吳文忠、李慶義等檢察官站出來,公開拒絕執行來自“上上級”指令:“楊家高爾夫球場案不准結案”、“收押楊天生”。第二波司法官自主發動的司法改革浪潮再度掀起(媒體稱:“上上級”風波。緣起:執政的國民黨最高層為教訓台中財團楊天生不聽從安排,違抗命令,讓兒子楊文欣自行選上省議會副議長)。帶頭者即有“吳蘇案”時期,在新竹院檢跟隨高檢察官實習的司法官。

事 後,國民黨又在八十四年,立法院第一會期末,法案清倉時,趁混亂加入《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》。希望將檢察官羈押權集中到檢察長手中;實際上就是收歸 到能控制檢察總長、法務部長,進而控制各地區檢察長的“上上級”手中。此法案如果一旦通過,檢察官羈押權就落入執政者手,成為排除異己的工具,台灣極可能 出現可怕的獨裁者。我發現此案正在闖關二讀中,立即與新黨全體立委(連我共七名),與國民黨一百多位委員起了劇烈衝突(當時國民黨立委係遵照黨中央指示行 動;民進黨四十幾位委員則作壁上觀),該案在三讀前被擋下。最後大法官解釋:“檢察官擁有羈押權違憲;刑事訴訟法此部分規定應全面修改”。自此開啟國內司 法對人權保護的一大步;但檢察官權限則大幅限縮。

隨後,檢察官自主成立“檢察官改革協會”。成立初期,主要領導者向已離職多年的學長高新武檢察官請益。我聽到高檢察官勉勵這些後進:“爭取檢察官制度的改革,必需立足在:爭取檢察官更有能力為人民、為社會作出貢獻;而非爭取檢察官權力、福利。否則必定會被民眾所唾棄,而得不到民意支持”。很欣慰,“檢改會”前階段確實遵循這個方向努力;但近期已不復見到當年創會精神。

退 出司法,高先生拒絕許多工作的邀請(他不會轉行做律師,畢業當年他甚至拒絕參加律師考試),最終他有感自立報系吳豐山社長的誠意,進入自立早報當副總主 筆。有一天他向我借六法全書及刑法課本查資料(他已將所有法律書籍清出家門)。第二天自立早報社論(高先生執筆),直指:“我國刑法是行為刑法,所有條文 均只處罰犯罪者行為;但刑法一百條內亂罪,卻處罰犯罪者意圖,應予修改”。因為這篇社論影響,事後刑法一百條成功完成修法。

他每天穿夾克、帶便當,新竹、台北來往上班。一日報社領導好意探問他:“您每天穿著夾克上班,萬一有人要請您吃飯,不是不太禮貌嗎?”,他聽出話中有 話,就直問:“萬一會是哪一位呢?”;對方答道:“萬一是總統李登輝想請您吃飯?”。高先生立即嚴正的答道:“那時我要考慮的不是穿夾克是否禮貌的問題, 而是我要不要去!”這事因此作罷。

一年後,高先生還是選擇回家讀書,不願再為五斗米折腰。但是他因此更能安靜深思,對事局看得更清楚透徹。

“吳蘇案”結束時,高先生在台灣社會聲望極高,當時正值立法院全面補選增額立委,是進入政治的大好機會。當時許多不滿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民主理想追求者,邀 請高先生從政參選立委,亦曾請他接受不分區立委位置。高先生一一婉拒,他並鄭重的與我們這些追隨者相約:“這段期間我們絕對不借勢參選,以免被人扭曲我們 司法改革的動機。”

當時民進黨剛組黨,成員多屬民主理想追求者,高先生是他們希望交往的對象,在高先生家中經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。新竹地區選舉時,更常見他們向高先生請教選舉策略(柯建銘、蔡仁堅初出道時,都得過高先生相助)。是 時,台北縣長選舉,民進黨推尤清參選,選情緊張。選前最後一夜造勢演講,他們請出高先生助講。高先生面對數萬激情群眾說道:“國民黨是個混蛋黨!”,台下 群眾一片歡呼;接著他說:“民進黨也是個混蛋黨!”;台下群眾立即愕然,啞然無聲;他再說:“但是,政治上,兩個混蛋恰恰好!”台下群眾爆發如雷掌聲。

這就是高先生的政治理想:“國內需要扶植出一個反對黨,才能對執政的國民黨作出有效的刺激與節制,也才能幫助我國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”。

但是,當民進黨提出台獨黨綱後,高先生斷然拒絕再與民進黨交往,因為高先生自始至終是“大中國思想”。

高先生是隨父母到台灣才出生,雖然高先生父親任職安全單位,但是,高先生非常關注彼岸大陸發展狀況。他曾告訴我:“初中生時,偷聽到大陸收音機播報: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消息時,極為興奮。因為中國有了保護自己的武器,可以不再受其他大國所左右。”

我常好奇的問他:“為什麼比起同時代的我們,您能有遠超過我們的睿智?您從哪兒學習到的?”高先生告知:他自認向二位老師學習。一位是湖口裝甲兵團司令官岳天將軍。高先生一再提及:“岳將軍是中華民過最偉大、最優秀的軍人”。當時高先生放棄台大地質系、成大物理系,選擇先當大頭兵。很幸運的分發在岳將軍身邊。岳將軍磨練他、指導他,最後把軍團演習任務交給當時只是二等兵的高先生策畫、指揮。據說:當年許多軍官非常不服氣,但當他退役離開,再次演習時,大家開始懷念他。無怪乎,當高先生領導我們幾位追隨者與龐大的司法官僚體制對抗;及帶領我參選立委,單兵與執政的國民黨打選戰時,就像帶領軍隊作戰一般,軍紀要求嚴明、行動必須確實。因此過程雖然驚險,但最後均能絕處逢生。

高先生說:他第二位學習對象是經國先生。他說:從初、高中年紀開始,每次聽到電視中出現經國先生的講話,他就搬個板凳坐在電視機前仔細聽、認真觀察學習。他常告訴我:“經國先生說話誠懇、自信;經國先生一心一意為國為民”。經國先生不會知道:當年有個年輕學子多年來一直以他為師、向他學習。

這也是高先生一生中不管從事司法工作,帶領司法改革;進入政治,在政治上守護兩岸關係、保護人民權益;最終潛心研究四書五經、佛經、聖經,以經解經,希望能正確解讀古聖哲人教導。高先生一路走來,絕對無私無我,絕對為國為民。正因為他一直師法真正偉大的人物。

八十一年,國內政治進入:國民黨主流、非主流對立;民進黨台獨勢力坐大。有一天高先生突然把我找去,態度嚴肅的告訴我:“現在需要有人進入立法院;你準 備辭職參選”。這對我真是晴天霹靂,平日生活只在司法工作、三個子女及關心某一社會公益(當時關心少年犯罪防治)圈中打轉;政治、立法院對我遙遠且毫不相 關。至今我還是無法理解:以高先生這樣的智慧,當年為什麼會錯誤選擇我這個對政治全然無知,又固執不服從命令的人培養送進政治圈?這是我對高先生的決策, 至今唯一懷疑當初選擇可能是錯誤的一個。

但是,對我而言:雖然過程辛苦;雖然從政十年,對家庭的回憶完全空白;但我在過程中得到極大學習;生命也得到極大提升。我對高先生只有感謝與抱歉;對參與這十年政治生涯我無怨無悔。

基於對高先生百分之百的信服,也深受高先生教導:“上十字架,沒有推諉!沒有謙讓!”(高先生最痛恨扭捏作態)。我辭職投入選舉,高先生與我也由朋友轉為師徒關係,我開始跟隨高先生進入“政治學徒”生涯。

帶 到我這種學徒,高老師吃足苦頭。雖然我耐操、耐苦、敢衝、敢闖、不要錢、不怕死,對高老師更是發自內心的尊敬、信服;但同時我也是一個極端固執、做事往往 衝過頭、不知危險、又不肯認錯的不聽話學生。高先生常告誡我:“政治就像刀頭舔血,極端危險,萬萬不可大意”。但我常常忘記他的告誡,多次身涉險境,都是 高老師出手解救。

高 老師自己經由嚴格的磨練成材。加上他深知政治凶險,為保護我,他對我的訓練一開始就極端嚴格。高老師教學時,絕對不苟言笑。他帶兵打選戰要求:“絕對服從 命令,絕對遵照準則行事,不能出一絲差錯”。在外人眼裡,高先生很少肯定、讚揚學生。但事實上:高先生最照顧、保護自己的子弟。高先生既是良師,更是嚴 父。

高先生不論是在司法界、政治界或深居家中足不出戶,他一直靜靜的觀察世局,關心國家局勢的發展。我深深感覺:他是今之諸葛亮,雖隆中高臥,但洞察天下局勢。

高先生早已觀察國內數年後 必然會發展到政黨輪替;但更深知:“執政者必然會為追求長期執政,而希冀將手伸入司法、掌控司法”。他希望為司法築起一道防火牆,其關鍵就是培養司法人獨 立辦案的意志與能力,所以早期他著手帶領司法改革。此外,高先生亦深知行政權必須受到節制,因此他督促我在立法院加速推動行政四法(訴願法、行政訴訟法、 行政法院組織法及行政程序法)修法與立法工作。當我完成這套法案立法工程,罕見的聽到高先生私下對他人表示肯定我的努力(這已是高先生最大的肯定)。

兩岸關係在經國先生過世前已逐漸往開放方向發展,但高先生察覺國民黨領導人李登輝有台獨傾向。他擔心李登輝為達到台獨目的,不惜利用手中權勢製造兩岸誤 會,如不小心擦槍走火,極可能挑起兩岸戰端(他常說:二次世界大戰,都是由一個不起眼的小事端引爆)。他不忍見台灣生靈塗炭,更不希望其他國家可以藉詞聲 討中國大陸,使我中國等待二百年的崛起機會喪失。因此他嚴正的告訴我:“我們是為此踏上政治。必要時,我們需要為國家做些事”。這就是高先生放棄清靜生活,淌政治這趟渾水的原因。

當然高先生這個心願沒有人會相信,而我們這股小小的力量也沒有人會重視。八十一年六月,在新竹市,高先生帶領我投入立委選戰。剛開始很多人把我的參選視 為笑話,稱:“就憑你這點小小的知名度,也想為國家做事?”地方上從市長到里鄰長對已經離開法官職務的我更是不予理睬。高先生立即轉變選戰策略,要我走向 民間,直接向人民訴求。六個月內,我每天挨家挨戶逐門拜訪,也只走了不到三分之 一。但是因為高檢察官與我在三十萬人口的新竹市已任職七到九年,各辦過近萬件案件。不論判輸判贏,因為秉公處理,善良的民眾心中還是自有一把尺,各種幫助 的力量逐漸匯集。有趣的是:不僅司法、警察、調查人員私下避開機關約束加入幫忙,甚至被判刑、坐完牢的黑道角頭,也因為對高檢察官的尊敬,不求回報的暗中 相助。高先生操盤一切選務。六個月後,投票前,媒體稱:“高新武在新竹再度帶起新竹風”。高先生奇蹟式的打敗國民黨主流、非主流二位候選人。這場選戰中,高先生以辭職的檢察官加法官二人,對抗政黨,卻能作到趙少康、王建煊二位辭部長職參選者同樣影響力,在新竹市拿下近24%的高票,將我送進立法院,這是他創下的第二個奇蹟。

八十二年八月新黨創立,因為政治理念相同,在創黨人趙少康先生邀請下,高先生帶領我加入新黨。當天他擊案高歌,一般人無法理解,但我知道:他是追惜從此失去自由清靜的恬淡生活。政治中充滿爾虞我詐,即使在剛創立,被社會公評最清廉、最有理想的新黨也不例外。

高先生一進入新黨就向趙先生建議:“新黨必須開大門、走大路,不能只以攻擊某個政治人為目標;新黨必須在小黨時,就嚴肅整理黨綱、黨紀,嚴格挑選每一位推出的候選人;對當選的公職人員更要立即培訓,培養成為合格的政治人物;新黨要由重量級成員帶頭開疆闢土,到台灣中、南部地區宣揚理念,不要成為都會黨”。高先生希望在創黨初期,幫助趙先生構建新黨組織架構,使新黨可長可久。

但是,黨內總有雜音,總有人以小人之心度之。高先生何等聰明的人,他對每件事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的政治潔癖、他不喜歡與人爭利的個性,使高先生最終選擇保守、被動。這是新黨的損失,更是泛藍力量的折損(當時還沒有“泛藍”一說;此一名詞是在國民黨失去政權,高先生為防止國民黨再度分裂而創,由我在電視上宣傳開來)。

八十三年底,趙先生台北市長選舉失利,因內部因素淡出新黨;高先生也放棄改造新黨之念。事後他告訴我:“新黨已坐失最好改造時機,難以挽回”。八十四年底,新黨立委選舉大勝,當選二十三席,選票近15%,全黨志得意滿,以為從此必然一帆風順。但我從高先生這裡學到的經驗,讓我清楚看到:新黨已提早走到最高點,從此它只能走下坡路。

高先生不要求回報,只為理想奉獻的心,在政治圈中無人能想像,更無人能理解。因此當新黨全盛時期,新黨自認理所當然,不需要經高先生同意,硬安排他擔任 不分區國大代表。高先生經由報端才得知,他視為奇恥,堅辭不受。高先生幾次參選,都是掛新黨名打選戰,他只選擇選情艱困區。他為新黨衝高票,卻不追求自己 當選,這也是政治上少見的奇聞異事。

八十四年,新黨需要開拓中南部。高先生要我放棄新黨安排的桃園安全選區,將我送進全新的台中市;他則留守必敗的新竹市(事後我才認識:因新竹市二席,國民黨整合完成,只提名一席;國、民二黨各一,新黨已無空間)。 三個多月競選時間,面對全然陌生的台中市選區,高先生每個月下達一個作戰指示。我帶著立法院三個助理照表操課。第一個月一次不小心未遵守規定,引來危機, 差一點翻盤,大家才見視到高先生料事如神。第三個月指示下達後,三場造勢晚會,果如高先生所預期:單市民廣場就湧入近十萬人(四個月前,新黨同一地點舉辦 黨慶活動,只有台北下來支持的數百人)。最後我又高票當選。

當報紙刊出:“謝啟大三個月、帶三名助理,創台中最高紀錄八萬票當選”時。我非常痛苦,因為高先生不准我據實說出:“這是高先生以三個錦囊妙計創造的奇 蹟,是他打贏的選戰。他一人負責二個選區,幫助我台中市最高票當選,他自己選擇在新竹市最高票落選”。這就是高先生的行事作風;我實在承擔不起這樣的恩 情。

高先生行事一向光明磊落,有一次他參選時,同選區另一候選人配偶提供攻擊該候選人資料,要開記者會,希望幫助高先生當選。高先生嚴詞拒絕,並通知該候選人妥善安撫處理。因為當選絕不是他唯一的目的。

我自告奮勇幫忙調查宋楚瑜先生的興票案時,高先生事後知道,雖未阻止,但一再提醒我不可再繼續介入,因為他不希望引人誤會:我們有所圖謀。

八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晚上,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成功的幫助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,將執政權移轉給民進黨。我在新竹高先生家中從電視中看到:泛藍群眾悲傷無措 的聚集在宋楚瑜競選總部前。當時,高先生平靜的向我下達指示:“將群眾引導到官邸,口號:李登輝下台負責”。他說:“過了今晚,群眾洩氣了,就來不及 了!”因為調查興票案過程中,與宋競選團隊接觸熟識。我立即電話聯絡宋競選總部有能力又可信賴的義工,下達高先生指令。電視上群眾開始向總統官邸移動,在 官邸前聚集怒吼,要求李登輝下台。國際媒體這才明白:原來國民黨主席對自己的黨做了甚麼事!

當晚我一夜南來北往邀集支持群眾,安排持續要李登輝下台的行動。十九日清早,我到宋先生官舍,善意轉達高先生建議:“不要組黨!大家共同幫助國民黨;讓李登輝下黨主席”。非常遺憾,當天下午宋先生還是決定組親民黨;國民當失去提早整合機會;宋先生亦失去最佳重返國民黨時機。李登輝在六天六夜後,不明原因的離開國民黨主席位置(箇中原因,經過我與李曾文惠十年官司,不間斷的調查,真相應當已逐漸浮出)。

八十九年,新黨支持群眾大量湧向親民黨,新黨民調支持率已幾近零。在立法院新黨七席中,元老僅剩我一人。面臨八個月後的立委選舉,高先生鼓勵我扛下全委 會召集人位置(即黨主席)。他說:“這個時候我們必須為新黨做些事情”。他先說服大陸共產黨,在北京,新黨與共產黨首開兩岸政黨間對談會議(就在大陸申奧 成功前二日)。高先生告知我他的用意:“由新黨先當箭靶,接受來自獨派的攻擊,日後兩岸才可能進入國民黨與共產黨對談”。會談中,高先生首先提出:“兩岸應開展農業合作”。他也是第一個提出此一觀點者。非常遺憾,八十九年該次立委選舉新黨無力回天,高先生與我辭職離開黨職。兩岸國共第一次會談,也整整晚了四年才成行。

當時,為挽救新黨面臨親民黨壓縮的不利情勢,高先生規劃先爭取新黨能過5%政黨選票門檻。因此他定下新黨必須每一選區均提名參選。高先生建議我帶頭,放 棄自己安全選區台中市,與他南下高雄市參選。當天中午我們遷定戶籍,高先生以電話向王建煊報告。下午四點,王先生回電:他也將戶籍遷至台北縣(表示王同意 參選台北縣長)。於是在泛藍民調支持下,王建煊出線代表泛藍參選台北縣長。非常可惜,因為只有國、新兩黨合作,王建煊最終以些微票數敗給蘇貞昌,泛藍奪回 台北縣延後八年。

高先生助我帶領新黨奮鬥八個月,雖然最終以失利收場,他卻毫不懊惱。他的結論:“美好的戰已經打過,對新黨已無愧;李登輝下台,兩岸重大危機亦已解除;陳水扁太貪,成不了氣候;我們可以離開政治了”。他瀟灑的揮揮手,重返新竹,再度回到不問世事的簡單生活。

高 先生經常教育我:“做任何事,得到任何成果,都必須付出代價;不可能全拿。要改革,就不可能期待被改革者肯定你、認同你”(因此對參加改革,卻計較考績, 甚至哭泣者,他非常不以為意)。當我帶頭抗爭,最後李登輝下台,丟掉黨主席(也因此挽救回國民黨,這個功勞首應歸李曾文惠及美國政府),而我被誣告毀謗李 曾文惠,坐牢三個月時。因受高先生長期影響,早已視此為應付出的代價,不以為意(但對事實真相,我還是會繼續追查下去)。高先生與我閑談間,對此事更是覺得不足掛齒,提都懶得提。

九十二年,高先生到北京看望我,正值SASI期間,他一時無法返台,開始重新閱讀四書。自此展開高先生研讀四書五經的功業。高先生蒐集研讀所有經典讀本、集注;亦研讀佛經、聖經。他發現聖人間思想相互貫通。他不敢犯大不敬:以 自己的思想、意思,強行冠稱是聖人意思。他以經解經,用聖人話語解讀聖人另段話語的真義。整整七年,他時時刻刻讀書、思索。直到二年前,高先生自認稍有心 得,可以與人分享,才不限對象、不收束脩,只要樂於聽講,就有教無類,在新竹市試行開講。據知;高先生講學範圍以四書為本,但講學中,易經、老莊到王陽明 先生傳習錄無所不含。因為高先生相信:聖人思想一以貫之(我不知,對高先生此方面心意的解讀,是否了悟到他真意的十分之一?)。

高先生身邊又凝聚一群追隨他共同學習聖人之道的追隨者。但非常非常遺憾,我竟然會相信:自己一定還有時間、機會,再跟隨高先生學習了解聖人道理。直到徹底失去後,我才知道千金亦無法再換回這個機緣。

九十八年底,高先生打電話告訴我:他在聯合新聞網、谷歌網站設了“論語走過”部落格。我興奮得廣為宣傳,並時時打開網站閱讀。但到了第三篇就停止未繼續出現新篇。我當時毫無警覺,只知持續搜尋。直到高先生通知我速返時,才知他已然重病。

高先生一生活得精彩,活得有價值;高先生改變了國內司法,提昇、帶領了一代法律人的格局、看法;高先生扭轉了兩岸形勢,使兩岸平安度過危險的十年;他帶頭首啟兩岸政黨對談,四年前就為國共會談鋪路。高先生最後回歸追尋中國文化精髓,潛心對古聖賢人的智慧再整理、再解讀,並決心著手開始寫下他的心得(高先生非到思想完全成熟,決不輕易啟筆。他並謙虛的只敢稱“走過”)。但非常非常遺憾,只有這一樁大工程,他已經準備好,卻沒時間讓他竟其功。這可能是高先生最大的遺憾;也是我們社會最大的損失。

高先生短短六十一年間,完成無數人、數輩子無法做到的事。高先生一生頂天立地、俯仰無愧。蓋棺論定,不知我敬稱高先生:“一代完人”他是否接受認同?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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